回应与再造：美术教育价值取向的历史演进问题

美术教育是以美术技艺为主要教学内容的教育实践活动，根据教育目的的不同可以划分为教育取向的美术教育和艺术取向的美术教育[1]。其中，教育取向的美术教育指通过教育方式来有目的培养个体的审美观、创造力、意志力等基本素质，并提供心理疏导和艺术疗愈的功能。[2]美术教育自晚清时期就已经系统性地出现在学校的教学内容中，并在1929年实施的小学暂行课程标准中明确了美术教育是传授“图画、形象艺术”的科目，工用艺术和劳作科目等内容另行设置，但在美术教育的发展演化中，美术的概念已经不再局限于某种美术技艺和技巧，其包含的范围和含义更加丰富，更能传递出美学理念与人文情怀。对于更高远美学理念的追求会随着时代变革而发生，从而影响到美术教育的价值取向，价值取向指的是个体根据价值观对价值选择进行的定位和定向，美术教育的价值取向指的是对美术实践活动的肯定与选择。美术教育价值取向既是对技艺应用程度的偏好，也是对美术教育背后所传达社会价值的强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时代特征与社会需求。

一、中国古代对美术技艺传承的价值取向：共性与统一化

先秦时期，图像所展示的形制、色彩和纹样都与尊卑秩序有着紧密的关联，因而当时的美术价值取向是以展现秩序、培养共性为目的的。如《论语·乡党》中提及“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规定了士大夫阶层应当避讳的服饰颜色。春秋时期的《考工记》记载了“画绩之事，杂五色：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3]提出中国传统色彩中的色彩观，规定了东方的代表色是青色、南方是赤色、西方是白色，北方是黑色，而天地分别以玄黄为代表。这种将色彩赋予社会意义是早期美术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过程，把美术符号与特殊的意义相联系，从而构建起美术教育中的共性培养。汉代，虽画院体制尚未出现，但仍可在《汉书》、《后汉书》等相关史籍中发现端倪，其中《后汉书》便出现有“黄门画者”或“尚方画工”奉诏令图画圣贤、忠臣、烈士、孝子于宫室堂庙的记载，可见，这时期对共性培养的美术教育价值取向一定是占据了主导的地位。时至唐宋时期，以教化与培养共享的价值取向更为明显。在技艺传承方面，《古画品录》中记录“志守师法”“事事宗票”[4]，表明美术技艺出现了师徒传授的方式，根据技法、风格等标准划分不同的派别，代表不同社会身份和社会关系的教化与传承。

两宋时期，邓椿在《画继》中描述“所作多泥绳墨，未脱卑凡，殊乖圣王教育之意也”[5]。可以看出，当时美术是作为一种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工具，承担着教化与传承的功能，上位者通过对美术内涵的规定和要求，使得画师们在完成美术作品的同时完成了对规则的服从，以及将这种服从借助作品传播给其他阶层的群体。明清时期，通过崇古分宗的方式来构建美术领域的标准与规范，从而树立起美术教育中的权威与共性。龙在其在《画说》中提及“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6]，表明当时对于确立正宗的时代需求。但是这种崇古风气本身并不是真正地为了追溯美术发展起源，而是为了确立起美术教育的共性，使画师们在这种共性之下能够形成一定的惯习。这种对于共性的培养就是将美术视为教化的工具，让美术来完成教化民众、传承规训的一种手段。

中国古代封建时期，美术教育的价值取向更多的是为了进行教化和传承，从而培养出一种共性和惯习，使美术教育成为统一思想的一种工具。所推行美术教育时也更多地强调传习师门风格技艺、服从上层需求，较少强调个性与创新。可以说，保守与统一是当时美术教育价值取向的关键词。

二、中国近代对美术教育推广的价值取向：纯粹与个性化

 近代中国开始关注、引进和学习西方教育体系，逐渐形成以高等院校为主体进行知识与技艺的传递。受西方文化与观念的冲击，传统与追求共性的美育观念开始发生变化，更多地追求个性与纯粹的美感。

《蔡元培美学文选》（图1）曾提及蔡元培先生对于美术教育发展的观念，认为美术教育的目的在于陶冶性情，即美育是“超秩乎政治者”[7]。可见当时的美术教育更倾向于美感教育，是超越功利和一切利害关系的存在，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的“图画，美育也。而其内容的包含各种主义：如实物画之于实利主义，历史画之于德育是也。其至美丽至尊严之对象，则可以得世界观”。可以说，蔡元培所推崇的美术教育是一种充分尊重多元化个性的价值导向，能够容许各种类型主义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当时的美术教育理念更具包容性。鲁迅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提出美术教育能够发扬真善美，是梳理道德观的重要辅助。他提到“顾实则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误人情”“美术可以辅冀道德”等内容[8]，均表现出他心中的美术教育价值取向是对于美的纯粹感受，并将美术教育视为一种能够修正个体思想的渠道。

这样的价值导向下，近代美术教育领域普遍存在“革故鼎新”的共识，旨在突破封建时期服务于统治和共性的美术教育理念。而需注意，突破并不代表清除或废止，在美术教育价值取向的建构问题上我们不应该抛开“教化”谈“表现”也不可放弃某种“个性的发扬”而只一味地去强调一种“共性的培养”。“表现与个性的发扬”从字面上理解，应该是在人类美术教育价值取向中与某种有关与共性培养相对应的价值取向。具体到对美术教育价值的选择与评判，以及对人们美术教育实践活动的“表现与个性发扬”指导，将看到一定历史情境中有关美术教育价值取向的“共性”与“个性”之间其实又存在着达成某种和谐，形成一种平衡状态。

徐悲鸿吸取西画写实主义绘画风格，在中国美术和美术教育领域内提倡关注现实、反映生活，创造纯粹的艺术作品，表达当下生活。民国时期的美术大师林风眠在《东西艺术之前途》中提到，“艺术为人类情绪的冲动以一种相当的形式表现在外面由此可见艺术实系人类情绪得到调和或舒畅的一种方法。艺术根本是感情的产物，人类如果没有感情，自也用不到什么艺术；换言之，艺术如果对于感情不发生任何力量，此种艺术已不成为艺术。依照艺术家的说法，一切社会问题，应该都是感情的问题”[9]。体现了当时对于美术教育的非功利性和纯粹性的考虑，也将美术教育与个体情感相联系，强调了个性在美术教育中的重要性。民国时期的文人们普遍认为，个体能够在美术教育中提炼出代表美好、高道德水准的个性化特质，因而当时的美术教育的价值取向是超越功利目的的“美”，体现个性的表现形式。以蔡元培、林风眠等为代表，这种对美术教育的理解纳入课程并形成了当时追求纯粹美育的教育理念。因此，中国近代对于美术教育转变了古代中国传统美术教育对教化与传承的追求，更强调自由、创新，期望能够将美术与至纯至善等出世概念相连接，同时又重视个体对美术创造的独特作用，体现了纯粹与个性并存的价值取向。

三、新中国成立至今确立社会主义指导的美术教育价值取向：人性与普适化

经过了近代中国教育体系的探索，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美术教育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储备和管理基础，结合了社会主义理念呈现出更加普适化和人性化的美术教育价值取向。

诚如上述，近代时期美术教育的价值取向是出世的、超越功利的，但是这种教育理念具有一定的门槛，有“阳春白雪”之嫌，需要拥有一定的知识和阅历的人才能够掌握或者欣赏。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广大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人民对于文化知识的渴望、需要空前高涨包括美术在内的文化变成不仅是知识分子欣赏的东西，更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即为人民的艺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图2）中提出的指导性建议，“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统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学校、文学艺术刊物、文学艺术团体和一切文学艺术活动就应该依照这个方针去做”“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10]指明了新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方向与价值取向，与人民群众始终保持紧密联系和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本质思想，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表现人民、表现人民的生活，即美术教育应当构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美术教育体系，形成一种普及化的、尊重人民群众诉求的美术教育氛围。

这种对美术教育普适化的追求使得当时各种各样的“美术创作班”“美术培训班” “冬学”“夜校”“炕头学习小组”“地窖学习班”等在乡村和工厂大量出现（图3），也有许多在过去没有机会受到艺术培训的工农兵有机会捡起画笔，接受美术教育，使中国美术教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并奠定了厚实的群众基础。尽管当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指导思想在政治变动的影响下，出现了绝对化、程序化的极端趋势，短时间内出现了偏航。但是，这一问题很快在后续的发展历程中得到了修正。在社会主义指导下的东方美术教育理念与改革开放带来的西方美术教育理念的交互与碰撞下，现代中国美术教育既具有社会主义所奉行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普适化与集体主义理念，又包含西方自由主义所推崇的个性与创新。

近年来，随着我国传统文化的不断复兴、中国美术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美术教育已经形成了当前以人民需求为核心的、以美术教育为立德树人重要环节的美术教育价值导向，能够充分兼容集体与个性、实现共性与创新的融合。

正如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的回信中提出：“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把美育贯穿于整个教育教学过程，可以看出，当前的美术教育理念就是要在传统中进行创新迭代、在教育中实现修身养性、在美术里增强文化自信，是一种更加凸显人性与普适化的美术教育思路。因此，当前的美术教育价值取向应当是共性与个性的兼容、传承与创新的融合，是一种辩证的中国式美术教育理念。

美术教育作为现代教育的重要学科，不仅为美术事业的开展提供人才，而且为社会培养品德高尚的人，以培养人为主要目的，因而具备普惠性。一方面，对美术技能的训练和美术创作重要思想的传承，使中国的美术事业得以继承、开展；另一方面，根据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将美术作为一种重要的认识世界的形式，通过美术教育的熏陶，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通过对上述中国美术教育价值取向的梳理，可以看出中国美术教育理念是具有社会性的，会随着时代需求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在中国古代封建地主的统治占据绝对的话语权，美术教育也被冠以服从、传承、教化等内容；在中国近代中西方文化碰撞、社会动荡的时期，美术教育也被视为纯粹的、有别于残酷现实的个性化产物，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对于美好社会的追求与憧憬；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社会下对于集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相统一的追求，使得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展现出一种共性和个性的兼容状态，期望能够实现“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的融合发展。因此，经过几千年的美术教育价值取向的转向，当前中国美术教育价值取向是普适化与多样化并存的，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