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眼中的梁襄王

孟子在各诸侯国国君面前始终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子”。直言不讳中折射出他的真性情，他曾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尽心下》）特别是对那些情不投意不合的国君，批评起来一针见血，丝毫不留情面。

他初次见梁惠王，梁惠王问道：“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当场就反驳道：“王何必曰利。”他对梁惠王一开金口就谈利十分不满，接着又说道：“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的言外之意是，要想国家强盛，只要有仁义就行了。

无独有偶，与梁惠王的儿子梁襄王见面后，孟子对这位国君也是嗤之以鼻，交谈后一出来就对人感叹说“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

“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句，许多资料上翻译为：远远望去不像个国君的样子，走近他，看不见有什么可敬畏的。对于译句中的“敬畏”，有些资料上还补注，“意思是没有威严的仪表”。

为什么梁襄王不像一个国君，从这些资料中似乎给我们一个信息就是：没有国君应有的威严。一些资料书由“卒然问之曰”之“卒然”，认为是梁襄王缺乏沉稳威严的国君气度，言下之意是梁襄王像个胸无城府遇事惊慌失措的市井小民。

这样的理解很值得商榷，笔者分析为以下两点：

首先，“威严的仪表”是不是做国君的必备条件我们先搁置不论，我们的疑问是，“威严的仪表”是孟子衡量国君的一根标尺吗？

众所周知，孟子对一个国君最看重的是是否施行仁政，是否有民本思想。他认为“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这样看来，仁政措施、民本思想才是孟子考查国君像不像国君的重要标尺。

其次，如果孟子单凭简单的观望（“望之”“就之”），只凭外在的仪表、举止动作来评判一个人，即使是评判普通人都难免武断，“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更何况评判一国之君？

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孟子说梁襄王“不似人君”的原因并不是简单的一个不够沉稳的动作“卒然”，也不是外在的没有“威严的仪表”，而在于他思想深处的无所畏惧。

追根究底，问题的症结出在“就之而不见所畏焉”的翻译。单纯从语法的角度，“所畏”是“所”字加动词“畏”构成名词性短语，既可以翻译成“敬畏的地方”，也可以翻译成“害怕的地方”， 一种是“梁襄王没什么让人敬畏的”，一种是“梁襄王对什么都不怕”。二者有天壤之别。因此，笔者认为该句不应该翻译成“走近他，看不见有什么可敬畏的（没有威严的仪表）”；而应该是“走近他，没看出他有什么惧怕”。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梁襄王不像人君不在于他没有让人敬畏的威严仪表，而是孟子通过与他交谈，没有看到（听到）他有所畏惧。到这里，我们可以做个大胆设想，由于他在言谈中表现出无所畏惧，尤其对百姓无所畏，让孟子打骨子里反感，孟子才有“不似人君”的评判。

笔者如此推断的理由如下：

首先，“望之不似”与“就之不见”语义各有偏重。“望”，是远观，只看到外在的容貌、形态、一举手一投足；“就”，是走近，走近的目的是在把远观没看清楚的地方看得更清楚的基础上，进一步了解他的内心，通过交谈深层次地了解这个人的本质。所以严格说来，“望之不似人君”与“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句，不是因果关系，不是因为“不见所畏”，就有“不似人君”的结论。这两句是并列关系，通过远观和近察，发现梁襄王无论是外在容貌、形态、举手投足，还是内在的思想品德，都不像个国君。

其次，儒家主张君子应“有所畏”，比如《论语》里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虽然此处的君子不一定就是国君，但国君应该是像君子这样的人，“内圣外王”，是儒家的一贯主张。加之孟子主张人性本善，“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可孟子从与梁襄王言谈中，发现他无所畏，什么都不怕，不怕征战不怕杀伐，不尊重人的生命，杀人无所畏惧，与孟子心目中理想的行仁政国君相去甚远，于是有如此感叹。

再次，当梁襄王问谁能统一天下，孟子回答不喜欢杀人的人能统一，梁襄王很意外，立即追问谁能归附这样的国君呢。从梁襄王的两个问句不难看出，他对不靠武力统一天下感到意外，对不靠武力又能得到百姓拥戴更是意外。在他的头脑中，国家安定统一，有武力就足够了，统一国家靠武力，征服百姓也靠武力。梁襄王的这两问，不仅证明孟子“夫今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的判断正确，又证明梁襄王的确是嗜杀者。

最后，孟子心中的理想国君应该是温和的，而不是威严的，应该是仁慈的，而不是嗜杀的。而梁襄王在与孟子的交谈中表现得无所畏惧，嗜杀成性，这就决定了孟子把与他交谈重心放在不“嗜杀”对国家统一、安定、得民心的重要性上。《孟子见梁襄王》的主体内容就是用打比方和对比方法给梁襄王讲不嗜杀也即有所畏的好处。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作为一国之君无所畏是无悖于常理的，这也是孟子的思想无法得到统治者重视甚或施行的原因之一。